William Deresiewicz - 不要送你的小孩上常春藤名校

Tom

〔译者按：毕业自哥伦比亚大学、在耶鲁大学教了10年书的美国作家William Deresiewicz日前在美国《新共和》杂志发表文章，对美国顶尖名牌大学（常春藤联盟）有沉痛犀利的批判，引发美国社会热烈议论。全文很长，对此议题有兴趣者应阅读原文，以下仅摘译个人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若干段落。 〕


现今精英大学特别杰出的学生多数是这样的：双主修、精通某项运动和某种乐器、掌握数门外语、曾在世界某些遥远角落当志工，外加数种高尚嗜好。 他们具备这些条件，展现出泰然自若的自信，令成年人和同侪莫不敬而生畏。


这些可羡慕的年轻人看来是人生竞赛中的胜利者（他们从童年开始就被大人投入这场竞赛中），但事实看来绝非如此──这是我从自己许多学生身上看到的情况，也是近几年来数百名曾与我在校园交谈、或是写信给我的年轻人告诉我的情况。 没错，我们的精英教育系统制造出聪明、有才干、有冲劲的年轻人，但他们也焦虑、畏怯和迷失，缺乏求知的好奇心和健全的使命感：他们陷在特权的泡沫中，温顺地朝同一方向前进，对自己在做的事非常在行，但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做这些事。


身处常春藤名校24年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念本科和博士，然后在耶鲁大学教了10年书），我才开始思考这系统如何影响年轻人和我们的社会、他们可以逃离这系统，以及我们可以如何拆掉它。


另一间学校的一名年轻女性写信给我，谈到她读耶鲁的男朋友：「他进大学之前，多数时间花在阅读和写短故事上。三年之后，他变得极度不安，担心一些我念公立学校的朋友想都不会想的事，例如一个人吃午餐很可耻，以及他在『建立人脉』这件事上是否不够努力。只有我知道他努力假装自己博览群书：他的做法是快速浏览他听过的书的第一章和最后一章，以及不可自制地大量阅读书评而非好好看书。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缺乏好奇心，而是因为能够跟别人谈书所能得到的社会奖励，大于实际看过那些书。」


我在常春藤名校任教期间，教过许多杰出的年轻人：他们聪明、懂事、富创造力，跟他们交谈和向他们学习是一件乐事。 但他们多数看来满足于在他们的教育替他们画出的框框里发挥，很少人对思想观念有热情，很少人视大学教育为发现知识和发展智能的大计划的一部分。 人人都穿得像是随时要去面谈工作似的。


他们表面看来调适得很 ​​好，但内心往往充满恐惧、焦虑、忧郁、空虚、漫无目的和孤立的感觉。 最近一项大型调查发现，大学新生自报的情绪健康已跌至该调查25年历史上的最低水准。


精英大学的入学标准如今非常极端：成功入学者几乎不可能有失败的经验。 不成功的可能使他们感到恐惧和迷惘。 即使只是短暂达不到标准，也是他们无法承受的。 结果是他们极度厌恶风险。 因为没有犯错的余地，他们极力避免犯错的可能。 Pomona一名学生曾对我说，她很想有机会去思考她正在学习的东西，只是她根本没有时间。 我问她是否想过不要力求每一科都拿A 。 她非常错愕地看着我，像是我提出了一个下流的建议似的。


如今人们谈论大学教育时，常常出现的一个词是「投资报酬率」。 但似乎没有人会问：所谓「报酬」应该是什么？ 只是多赚一些钱吗？ 教育的唯一目的是让你能找到工作吗？ 大学的存在意义到底是什么？


大学的首要功能，应该是教你思考。 这并非只是帮助你发展个别学科的智能。 大学教育提供一个机会，让你在接受了家庭教育传授的正统观念之后，在面临工作的迫切要求之前，有数年时间，在与现实世界保持距离的情况下深思各种事物。


大学教育并非学习思考的唯一机会，但它是最好的机会。 有一件事是很确定的：如果你学士毕业时还未开始学习思考，你很可能以后都不会做这件事。 这就是为什么念本科时如果纯粹是在为就业做准备，基本上是浪费了四年时间。


至少精英大学的课程有严谨的学术要求，不是吗？ 未必。 理科通常是，但其他学科则不是那么严谨。 现实中当然有一些例外情况，但教授与学生基本上达成了某观察者所称的「互不侵犯协议」。 大学视学生为「顾客」，是必须迎合而非挑战的人。 教授必须研究有成才会获得奖励，他们因此希望尽可能少花时间在教学上。 教授这一行的整个激励制度是不鼓励认真教学的，而且学校名望越高，这种倾向越强。 结果是教学马马虎虎，但大家得到的分数却很好。


名望最高的学校主要是藉由「领导」（ leadership ）这概念传达社会责任的观念。 麻省剑桥的陈腔滥调是「哈佛为领袖而设」（ Harvard is for leaders ）。 学校不断敦促杰出学生视自己为社会的未来领袖。 但这些学校讲「领导」，不过是指爬上顶尖位置：在某大律师行成为合伙人，成为某公司的执行长，无论投身那一行都要爬到「滑溜柱子的顶端」。 我不认为精英大学的负责人曾想过，领导这概念应该有更高的意义（他们甚至可能不认为领导这概念有任何其他意义）。


讽刺的是，精英大学告诉精英学生，他们想成为怎样的人都可以，但结果是他们多数会做少数几样很相似的工作。 2010年，包括哈佛、普林斯顿和康乃尔几家顶尖名校约三分之一的毕业生选择进入金融业或顾问业。 一些领域几乎完全被唾弃了：神职人员、军人、参选从政，甚至是学术这一行（包括基础科学）。 如果你因为想成为下一个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而从名校辍学，大家觉得你很酷；但如果你名校毕业后去当社工，人们会认为你很可笑。 记者Ezra Klein说：「华尔街发现，大学正制造出大批非常聪明但彻底迷惘的毕业生。这些年轻人智力很强，工作热情很高，但完全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做什么。」


我们不要骗自己了：大学入学这游戏的关键，不在于中低阶层力求向上提升，甚至不在于中高阶层尝试维持自身地位。 这游戏的关键，在于决定中高阶层本身之中的确切地位等级。 在富裕的市郊社区和市区中富裕的孤立社区，也就是这游戏主要玩家的聚居地，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念精英大学，问题在于你念哪一间精英大学：是宾州大学vs.塔夫斯，不是宾州大学vs.宾州州立大学。 聪明的年轻人可以上俄亥俄州立大学，成为一名医生，然后定居Dayton并过上很好的生活。 但这不是中高阶层会考虑的事：这种结果对他们来说太可怕了。


这系统正加剧社会不平等，阻碍社会流动，延续特权，并制造出与社会大众极其疏离的精英阶层 （这些精英理论上是要领导社会的）。相关数字无可否认。 1985年， 250间入学要求最严格的大学有46%的新生来自收入高居前四分之一的家庭。 到2000年，这比例已升至55% 。2006年，竞争力最强的大学只有约15%的学生来自收入后二分之一的家庭。 大学名望越高，来自富裕家庭的学生比例越高。 公立大学的情况也并不是好很多。 2004年，入学要求最严格的一批州立大学有40%的新生来自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而不过是五年前，这比例还只是32% 。


这趋势背后的主要原因很清楚：并不是学费上升（虽然这是原因之一），而是培养有能力在大学入学游戏中竞争的小孩需要越来越多钱。进入精英大学的障碍越多，帮助你家孩子克服这些障碍的成本便越高。富裕家庭几乎是从小孩出生那一刻起，便开始花钱买通前进精英大学的路 ：音乐课、运动装备、海外旅游，更重要的当然还有私人补习费，以及住在邻近顶尖公立中小学附近的成本。 大学入学重要的SAT考试理论上是要测量学生的天资，结果实际上是在测量家长的收入（ SAT分数与家长收入密切相关）。 如今低收入家庭的高分学生，上四年制 ​​大学的不到一半。


问题不在于够格入读好大学的低收入家庭孩子不够多。 精英私立大学永远不会允许其学生的经济背景分布一如整个社会。 它们承受不了这种情况──它们需要够多学生支付全额学费，而且必须照顾主要捐款人；它们甚至可能根本就不想有太多平民学生。


因此，美国家庭收入不平等恶化至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程度，以及美国社会流动性几乎是已开发国家中最低的，两者均绝非巧合。 精英大学不仅无力扭转社会不平等加剧的趋势，它们的政策事实上正是在加剧不平等。


改革不能停留在入学程序的层面。 入学程序改革虽然能处理平庸化的问题，但不能处理不平等的更大问题。 问题在于常春藤联盟本身。 我们将社会领导阶层的培训工作交给了一群私立大学。 无论它们多强调自己以公益为上，它们实际上永远以自身利 ​​益为第一。 当前的制度对这些大学是好事，但哈佛渴望获得校友捐款是延续当前这种阶级制度的充分理由吗？